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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青年都去赚钱了

最近连续看到几篇文,作者都曾是文艺青年,主题也差不多,都是表个“我要好好赚钱了”的态。过去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,错服了“金钱买不来幸福”之类文艺鸦片,如今迷途知返,知道了金钱的各种好处——包括最无可辩驳的“它可以满足文艺梦想!”——于是写个充满了文艺乡愁的东西昭告诸君,自律加他律:各位监督我,要是发现我没忙着挣钱,无论何时何地,尽管拿大嘴巴抽我。

就我所见,这些表态无一例外得到了真诚的、不带讽刺的回应,大家的话里带着赤裸程度不一的宽慰:“你终于想通了”,“欢迎回归正常人行列”,“知道就好”。我的感想呢?我表示理性的支持。文艺(就一般人使用这个词的意义而言)和赚钱,本来就是一对势不两立的小鬼,蹲在你的肩膀上,各咬你一边的耳根:“不要听他的,他是个坏东西!”所有关于“金钱有害”、“金钱不是万能”的教诲,都是书本灌输的,文艺青年不需要达到一定级别就会轻松地接触到它们并信以为真;反过来,写东西的人也不会传播“文艺有毒论”,写东西的人津津乐道的黄金时代的世相,是人手一卷书,每天一次朗读会,每周一场签售,所有读书人都在多方打听心爱的作者的动态,趁他们出门查询存款余额的机会堵住自助银行的入口。

文艺青年的偶像都是些以创作为生的人,往往盛名之下,日子过得反倒一般。前些日子读完一本《当图书成为武器》,讲上世纪文学界的一桩大事:1958年前后的《日瓦戈医生》风波。《日瓦戈医生》是我最喜欢的几本小说之一,帕斯捷尔纳克的原作在苏联无法发表,被拿到境外去才出来,苏联官方大为震怒,讨伐一轮接一轮,部分基于对抗的考虑,西方人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,但帕斯捷尔纳克迫于压力,宣布放弃领奖。书中说到一个情况:帕氏赚到的巨额版税都放在瑞士的银行里,取不出来,虽然拿了诺奖,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(他于1960年去世),还得拼命做翻译,来养活两个家庭——自己家和情人的家。

帕斯捷尔纳克的窘迫和受迫害关系不大,他的其他书都没有被禁过。所以读到这里我有点吃惊:诺奖得主尚且财路不畅,看来投身文艺,换来一条劳碌命的概率是相当高的。

契诃夫有一篇有名的小说,讲一个人签了一份协议,读完一屋子的书就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财富,结果他真的读完了,美丽人生唾手可得,但他理智地表示,我放弃,我读了这么多书,还要钱做啥?我不喜欢这个故事,它太像一个故事,表达的意思太明确(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……”),跟契诃夫最好的小说,像什么《带小狗的女人》、《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》、《苦恼》,都不能比。干吗要把金钱跟读书对立起来呢?它大概是契诃夫为了赚钱而胡乱赶出来的。

不过后来,我发现这小说别有深意。契诃夫是在告诉我们,读书是危险的事,不但耗时耗精力,还可能失去一大笔钱的哟!但是以传统的读法,我们只能读出“淡泊名利”啦,“万般皆下品”啦,“精神财富是最大的财富”啦,之类的结论,还感动得直点头呢。看来我国的教育真是病入膏肓。

以那些彻悟的文艺青年的标准而论,我也是不幸的人:书本抢在现实之前,灌输给我金钱观。不过,我比他们高级(或者说更疯狂)的地方在于,我认为赚不到钱,囊中羞涩,跟为钱而焦虑是两回事。囊中羞涩是个事实问题,敦促你马上去行动,而焦虑涉及的主要是焦虑者本身。那些云淡风轻地赌咒“我要赚钱”的人,也许都不幸地混淆了两者:对此,最应该惭愧的是文艺这个小鬼,因为它苦口婆心这么多年,甚至连自己的本职都没完成:让缺钱的人摆脱缺钱的焦虑。

我也有一个榜样:纪德。以往读他老兄的文章,羡慕得不行,这人得多强大呀,他竟然说,“我二十岁的时候,就开始相信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,都会是幸福的”——注意,不是“都要追求幸福”,而是一口咬定“都会是幸福的”。后来遇到一件“人生中最重大的变故之一”,“怀疑过后我依然镇定自若,可见我的快乐是多么强烈”。他二十来岁就可以偕侣到处玩了,好山好水地看,还认识了王尔德之类初露头角的文艺纨绔子。真是有钱才能有闲。

但其实不然。纪德很早就死了父亲,他母亲一直在贷款租房,养家仆,供儿子读书、玩耍、治病(他还是个病秧子),让纪德在体面感里长大。纪德20岁的时候就有机会参加马拉美的文学沙龙,马拉美是当时的大文豪,文艺青年的偶像,又在巴黎,想想就觉得美好。可是,据纪德记载,聚会地是马拉美家的餐室,那个地方满打满算,塞进十个人就没地方插脚了。马拉美本人很朴素,陈设简单,还不如纪德自己家,他当时的职业呢?孔多塞中学,一个英文教员。

所以文艺青年的常见命运,就是到更多的文艺青年里扎堆取暖,驱散清贫的现实感。文艺就是用来安抚赚不来钱、也不会赚钱的人的焦虑的;要不是读许多书,要不是还在读中学,就雄心勃勃地谋划自己的小说处女作,纪德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,“那啥,我无论怎样都会是幸福”的吗?这些人的榜样力量不在于名利双收(纪德顶顶有名的《人间食粮》,还得发表后二十年才红起来呢),而在于看淡经济状况,像壁虎甩掉尾巴一样甩掉金钱焦虑。

我在谈出一套看法时,经常被人皱皱眉头回一句:“你书读多了。”我不以为忤——文艺青年可不就该读许多书吗?人家那是在肯定我的成绩。那些相对比较穷的文艺青年,安贫乐道的密钥在于掌握一些异于普通人的语言,比如说,你可以讲金钱是一种“意识形态”,一谈到钱无非两条:如何增收,怎样节支,但是,你说“重要的是建立与金钱的良好关系,关系不好,赚钱再多也一样焦虑”,“赚钱属于技能训练,跟教育无关”……一般讲到这个层次,你能让面前的人不抄家伙揍你而是陷入沉思:“等等,让我好好想想你的话”,就算成功了。

如果你遇到一个有慧根的人,当场把你请到附近的一家星巴克或是什么火锅店里,打开手机里的录音功能,想听你讲更多,你可不要推辞。你可以就着咖啡和养生菌菇汤的香气氤氲,跟他介绍积极心理运动的创始人,马丁·塞利格曼博士的理论:我们总是在设法缓解生活的不良状态(如赚钱,如消遣),而没有去设法建设生活的良好状态。塞利格曼讲,幸福不是静态的,等同于一定数值的钱,幸福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东西,我们的目标,应该是超越“幸福”的“繁荣”。那么,“生活的良好状态”包括些什么要素呢?积极情感,参与,良好的关系,生活的意义和目标,成就感,五大支柱,都具备的人——你一边追剿着锅底乱跑的土豆残渣一边说——是为“繁荣”,幸福感将如长江流水汩汩不绝。

总的来说,克服了金钱焦虑的文艺青年,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,他们的身上洋溢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,有点像佛教说的“大欢喜”,耗用很多语言,喝许多杯速溶咖啡还不定解释得清。文艺青年都去赚钱,多半是焦虑占了上风的结果,要不就是彻底搞明白了契诃夫的意思。但我希望他们不要彻底毁掉退路,纪德说得好:“我们经常不知福,因为幸福到来时,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副面孔。”。

我选择把文艺跟赚钱结合到一起,当然啦,这很不容易。看看歌德,他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,一出版就好评如潮,妇孺皆知,可他一分钱都没赚到,因为那时版权制度不健全,财都让疯狂的盗版商发去了。但他终究成为旷古未见的大文豪,大伟人。歌德的故事告诉我们两点:第一,时间终会站到刻苦有才的人一边的,第二,签出版合同的时候,一定得仔细点。

文/云也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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